又遇缶庐

　　长长的脸，高高的额，稀疏的眉，龙泡的小眼，前凸的厚嘴，短窄的下巴，不高的个子，瘦削的身材……
　　谁能想到，这位其貌不扬的老者，竟然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，继赵之谦、任伯年、虚谷之后的“海派绘画”领袖，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文人画家。稍微懂一点中国艺术史的人都知道，我所说的是1844年9月12日出生在浙江省安吉县鄣吴村的吴昌硕。
　　吴昌硕的名号特别多。原名俊，又名俊卿，初字香补、芗圃、乡阿姐。17岁时，躲太平天国与清军战争，避难石苍坞，遂号苍石、昌石、昌硕、苍硕、仓硕。22岁时与父亲开垦芜园，钻研金石篆刻，故号苦铁、苦铁道人。29岁去江浙游历，以刻印谋生，又号五湖印丐。还号芜青亭长、破荷亭长、破荷道人。晚年因耳重听，取号大聋、聋、聋道人，因只有三根痣须，取号无须老人、无须吴。他大部分名号的获得，几乎都是与坎坷的遭遇相伴。而39岁时，吴昌硕得到友人金俯赠送的古陶罐，嗜古如命的老先生不知如何表示喜悦心情，便将号易为“缶庐”。其篆刻集中，收录多方“缶庐”印，这或许是吴昌硕少之又少的与友谊和高兴事件相伴而生的名号。
　　吴昌硕的本领特别大。篆刻是其顶尖手艺，金石味浓烈的行草书似乎能在洁白的宣纸上刻出一道道线槽，一笔狼毫写成的老辣石鼓，醉倒几多古文字爱好者。
　　他的绘画起步很晚，却能直上青云、独登象牙塔顶，源于五个方面的因素：其一，生长在书香门第，家庭熏陶、耳闻目睹而潜移默化乃是情理中事；其二，深厚的金石、书法底蕴，给绘画创作插上了腾飞的翅膀；其三，高超的悟性使之精通画理，明白“画当出己意”的真谛，因而心无旁骛的专侍创新；其四，广泛交游，与大量画家切磋相长。其五，笔耕不辍，躬行画事。据说1927年11月29日吴昌硕在上海寓所逝世前三天还作过一幅花卉。
　　吴昌硕的绘画，格高韵古，气势磅礴。其画的布局大起大落，取对角斜势。用枝干衔接以增添画面张力，讲求错综呼应。用枝干交插，以顺应逆，以拙藏巧。且题款、铃印位置统统服从构图上的统一协凋。其画的色彩时出新意，潘天寿评价吴昌硕时说：“以金石治印方面的质朴、古厚的意趣，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，自然不落于清率平薄，更不落于粉脂俗艳，能用大红大绿复杂而有变化，是大写意花卉最善用色的能手”。吴昌硕最会用的是复色，而制约这些复色躁动的是红色、黑色和宣纸的白色，这样画面即显得丰富而沉稳。其画的对象不出其他文人画家的地盘，仍然以梅、兰、竹、菊、松、石、菜蔬、瓜果为主。但他用篆法写梅，得古逸苍冷之趣、冰肌铁骨之姿；用碑意画竹，竹叶、竹枝、竹杆、充满浓厚的金石意味；用气脉作松，松杆挺拔、松枝盘虬、松针丛叠，气息相通，起承连贯。晚年常画藤蔓植物，如藤萝、葡萄、葫芦、南瓜等，充分运用书法中涩行急止、刚提则按，中锋兼侧、欲往又回、将浓带枯、入润方燥的笔墨技巧，虽乱头粗服，却笔走龙蛇，墨酣淋漓。
　　近代绘画史上，与吴昌硕同时的任伯年同样成就斐然，仅就画功而言，当在昌硕先生之上。但嫌其匠气过重，舍而不论，这是我的艺术价值取向。就象谈西方绘画时，我凭自己的情感取向，谈凡高，不谈境况优越的塞尚。
　　二十多年前，我临刻“缶庐”印时，看到的只是朱白之间的文字线条与刀锋石质。这次在《艺苑散步》专搞中谈及吴昌硕先生的绘画艺术，又一次遇到了“缶庐”，并且知道这个从典雅质朴的古陶罐得来的别号，就是先生众多别号中最得意的一个。不然，他不会将书画集命名为《缶庐近墨》，将篆刻集命名为《缶庐印存》，将诗集命名为《缶庐集》。上升到精神层面来讲，“缶庐”就是吴昌硕后半生的生命代码，也是其浓墨重彩、篆隶风骨的大写意花卉画的靠山和支柱。